2013年11月27、28日美国斯达克听力基金会在中国桂林举办了为期两天的助听器捐献活动。约有800名当地的贫困听障人士获得了约1500台斯达克助听器的捐赠。这些受捐赠的人中有一些已经长期与有声世界告别，如果没有这个活动他们可能还会这样生活下去，现在他们改变了。这次活动有近30名美国助听器工作人员参加，有近30名来自中国各地的助听器工作人员参加，大家全部是自费的义务的参加这个活动。
我是11月26日晚上11点多到达的。斯达克中国公司的同事们多数还在做着各项准备工作，乔亮经理立即将活动安排的文件及一些用品交给我。因为没有赶上下午组织的学习，他再次详细的告诉我工作的流程以及分工。我分工在培训组，任务是教会受捐赠者使用助听器。这个组再分为5个小组，每次一个工作人员可以教5名左右的患者。斯达克捐赠活动的严密组织及大家高昂的工作热情当天就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27号8点左右，一批批的听障患者就来到了现场。在等待区域他们佩带上有姓名及编号的标志牌，他们的陪同人员是没有标志牌的。然后按顺序进入耳部检查区，由工作人员为他们耳道进行检查、清理耵聍。接下来再进入验配区。这是一个主要区域，设置在一个大礼堂里。工作人员在主席台上，那里有供患者坐的10个高脚椅子。每一个椅子是一个工作位置，每一名患者在椅子上坐好，一名斯达克的验配师站立着为他们验配好助听器。验配师主要工作是负责助听器与耳模的连接及选用，要负责助听器的调试设定，要检验助听器的验配效果。每名患者的姓名、编号及所赠的助听器早已经根据之前的听力测试结果准备好了。因为验配师比较少，患者在这里会有较长的等待时间，还没有轮到验配助听器的患者在主席台下的数百个坐位上等待。
我认识的来自上海的赵烈毅经理就在台下维持秩序。这个地区的特点是，患者全部是有坐位的，而工作人员全部是站立的，体现对患者的尊重。每个工作人员除了中午饭休息一下外，全部是站着工作的，一天下来要站8、9个小时，是十分辛苦的。
来自西安的李铎经理因为有去年在西安的工作经验，另外我想也是他比较年青的原因，就分在这个组工作。两天的时间奥斯汀先生全是这样干下来的。而且他是每天最后一个离开现场的。他离开前总是要把所有的助听器听一遍，要把所有的耳模检查一遍，要把所有的准备工作做好，要把所有的物品收拾好，这一切他不让别人来代理，全是自己默默的一件一件的做完。他大概要比别人多工作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在整个的捐助过程中一直看到他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孜孜不倦的工作，为一个一个患者耐心细致的验配助听器。看不到他在哪里组织指挥，看不到他在哪里指点、检查。
他是整个活动中年纪最大的人之一，他是年销售额13亿美金的斯达克公司的所有人，他是全世界最大的、最著名的助听器团体的领导人，这种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热爱听力康复事业的敬业精神、这种高尚的埋头苦干的实践精神，真是值得我们所有的助听器验配师学习。这是我此行最大的收获。
我从1996加入斯达克的销售团队，2005年第一次在美国见到他，这是第一次这样近距离、长时间的看到他的工作，他是用实际行动让人感到敬佩的人。患者们从台上验配好助听器再到培训组进行配带知识、使用知识的学习。这是我所在的小组了。在我们这里如果发现有助听器声音不合适，就转到调试组再进行精细的调整。如果没有问题，就进到下一个组，领取干燥盒等保养用品。然后可以回家了。
工作中我发现奥斯汀先生对助听器的调整及程序设置的使用是有创新精神的。我们调整助听器通常是根据斯达克培训部的指导意见，根据助听器软件的默认方式将第一程序设定为“正常环境”；第二程序设定为“嘈杂人群”；第三程序设定为“户外”；第四程序设定为“自动电话”。而奥斯汀先生是将第一程序设定为“正常环境”但是音量稍微大一些；第二程序设定为“正常环境”加“方向性”但是音量稍微小一些，基本上是正常使用的音量；第三程序设定为“正常环境”加“方向性”但是音量更小一些。第四程序是闭关的。这样助听器声音成为：大、中、小三档。这是很有实际意义的。是可以供我们学习借鉴的。根据我这次观察到的助听器验配方法，结合我自己的验配实践，我现在对老年患者基本上是将第一程序保留，其他程序全部关闭，保留音量调整功能。大家均可根据自己的实践进行创新。当然不能离谱。几天的时间里我与河南的赵炎经理在一个房间休息，我们经常交流助听器验配及经营的体会。来自福建的杨秀玉经理、沈阳的高立军经理等许多老朋友都不远千里来到桂林。我还结识了许多助听器界的新朋友，特别是一些年青的同志，专业基础扎实，工作实干精神强，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桂林是我曾经工作学习过的地方，我在这里的空军高炮学院学习了两年。桂林是抗日战争共国合作的中心城市。美国是抗日战争中支持中国出力最多的国家。今天为中国的听力康复事业重回桂林我内心感慨万千。
周建 20140217 |
